孫祁祥、岳鴻飛:直面疫情,我們該如何反思?

引言

“庚子新冠疫情”,注定成為整個華夏民族永遠難忘的慘痛記憶。病毒的爆發,使得武漢這座九省通衢的城市一時成為全中國,乃至全世界的關注焦點。肆虐的病毒不僅讓國人,特別是武漢、湖北人民遭受了極大的苦痛和傷亡,更是給中國經濟社會帶來了一次整體性的“急剎車”。

疫情仍在延續,但值得我們欣慰的是,在黨中央的堅強領導下,在全國人民,特別是廣大醫護人員的努力下,許多積極的跡象已經開始顯現。在今年的“春分”那一天,網上一則充滿辯證思維的“祝福留言”刷屏:“沒有一個冬天不可逾越,沒有一個春天不會來臨”。是的,自從人類社會產生以來,它就是不斷地在克服各種災難、應對各種不確定風險事件中曲折前行的。2020年新冠病毒的出現無疑是人類歷史上又一個重大的不確定性風險事件,我們終將戰勝它。但可以肯定地說,這次的病毒侵襲,絕不可能是人類所遭受的最后一次災難。

因此,災難事件之后人類社會需要反思。縱觀人類歷史長河,世界上幾乎所有的國家或民族,都在歷史的演進中遭遇過浩劫和災難。有的就此倒下,有的則從災難中汲取了教訓,積累了經驗。中世紀歐洲“黑死病”大瘟疫的爆發,奪走了2500萬人的生命,但由此催生了歐洲對醫學、科技乃至藝術的重新認識,并成為文藝復興的直接導火索;2005年美國遭遇史上最大的卡特里娜颶風災害,數百萬人無家可歸,而負責救災的當地政府幾乎全部癱瘓。吸取此次災難的教訓,美國在災后重構了應急管理體系,成立了直接負責重大災難的聯邦應急管理局(FEMA);著名的福島核事故后,日本重新制定了新的核安全標準和核防災體系,并從國家層面頒布了新的《災害對策指南》;2003年“非典疫情”后,我國先后頒布了《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國家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預案》等多項文件,并修訂了《傳染病防治法》。人類就是這樣,通過對一次又一次災難事件的反思,積累經驗,汲取教訓,避免錯誤,這也是人類社會不斷前行的重要秘籍。

一、疫情帶給我們的思考

疫情的爆發和防控真實地折射出了現實的人間百態;顯示了中國的實力以及驚人的組織動員能力;同時,也暴露出了我們的問題和短板;更重要的是,它還給跨入新紀元的中國留下了許多思考:

第一、對“傳染病”風險的特性和危害必須要有足夠的認識

回顧21世紀以來集中爆發過的全球性風險,“恐怖主義”“金融危機”以及“傳染病”風險均榜上有名,甚至“名列前茅”。2001年的“9·11”事件給美國造成相當于當年生產總值2%的直接經濟損失,而據聯合國發布的報告顯示,此次恐襲事件對全球經濟造成的傷害甚至高達數萬億美元;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相當于全球GDP7倍之高的債券衍生泡沫迅速破裂,導致全球金融資產縮水27萬億美元,近千萬人失業。危機更是使全球經濟陷入多年衰退,影響至今猶存。

恐襲風險和金融風險無疑是威脅人類社會的重大風險,而不幸的是,“傳染病”風險因自身的特殊性,其危害性完全不亞于恐襲風險和金融風險;而如果應對不力的話,其危害程度甚至高于前兩類風險事件。

首先,從風險的成因來看,傳染病是自然因素與人為因素雙重疊加的結果。與純自然災害和人為災禍不同,傳染病由病原體生物產生,經人類活動傳播,這種雙重疊加的風險機理,給防控治療帶來了極大的被動和不確定性。由于病原微生物的變異性,使得對新型傳染病的防治很難讓人類像應對“金融危機”和“恐怖主義”那樣,擁有較為成熟有效的固定措施和手段。每種新型傳染病的防疫工作均需要從基礎性的學理研究開始,疫苗研發周期漫長,治理方案也需要積累臨床表現。新冠病毒爆發數周以來,國家衛健委迄今已連續六次更新治療方案;抗擊疫情近一個月后,常用抗病毒藥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才獲得檢驗結果,且結果并不理想。這些事實足以證明傳染病的復雜性和抗疫過程的艱辛與漫長。缺少有效方案的被動局面,無疑加劇了疾病的蔓延和危害。

其次,從危害所造成的經濟影響來看,與其他災禍和風險相比,傳染病除了對生命健康帶來直接威脅以外,其對經濟所帶來的影響更是難以預估的。沒有任何一種災難形式像新冠病毒這樣,在短時間內阻礙并嚴重影響人類社會的經濟活動,且這種影響有時絕非區域性的。有數據顯示,從新冠疫情爆發至今,已造成了幾萬億元的經濟損失。而與此同時,在全球產業鏈深度融合的今天,中國的疫情也嚴重限制和影響了國際間的經濟生產與活動。英國《金融時報》自疫情爆發以來連續發文:“中國停工導致全球藥企庫存告急”“因為新冠疫情的影響,新加坡下調2020年經濟增長預測”“捷豹路虎用手提箱從中國搶運零部件至英國,此舉旨在防止其英國工廠因供應鏈中斷而關閉”“國際能源署表示,新冠病毒嚴重影響全球消費,全球石油需求預計降至2011年以來的最低水平”“因大多數大型電信和科技集團擔憂冠狀疫情,世界移動通信大會被迫宣布取消”……,這些揭示了新冠疫情對全球經濟的影響,并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問題的嚴重性。

再次,從危害所造成的社會影響來看,傳染病風險具有高度的社會性,這是其他類型的風險難以與之比擬的,這一特征使得傳染病造成的社會影響比經濟影響更加深遠。因傳染病引起的社會恐慌,極易誘發**件的產生,由此帶來的連鎖反應,在某種程度上甚至會超過傳染病危害本身。自武漢疫情爆發以來,人們對新冠病毒焦慮恐慌的情緒不斷蔓延發酵,大批涌向醫院,藥品口罩遭遇瘋搶,很多國家從中國全面撤僑,停飛航班。疫情發生以后,很多政府、機構、高校紛紛開通心理咨詢通道,安撫社會情緒,重點聯防**件的發生。由此可以看到,社會對疫情的恐慌反應,因其隔空傳播的速度和范圍甚至超過了疫情本身,進一步疊加和放大了“傳染病”的危害程度。

第二、傳染病風險更應注重前置防范

此次疫情爆發以后,國家迅速成立了疫情工作領導小組,建立了聯防聯控機制,相關部委、軍隊合力馳援武漢,全國各地快速啟動疫情一級響應機制。

應當說,新冠疫情宣布以后,中央及各地風險處理的方式和措施是及時有效的,但由于整個風險管理全流程中對風險的監測、預警、防范手段的疏漏與不足,特別是公共衛生和疾病防控體系的缺陷與薄弱,導致了疫情爆發初期險象環生。

從國際比較上看,我國對公共衛生和疾病防控系統的投入與發達國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各國的疾病防控中心是國家應對傳染病的主要機構,而我國的疾控中心與其他發達國家的疾控中心相比,無論是在職權定位上,還是人員規模上,都存在巨大的懸殊。以美國為例,美國國家疾控中心擁有員工2萬余人,其有權向美國總統直接匯報,并擁有行政職權,調動國家醫療物資;而中國的疾病防控中心屬衛健委下屬事業單位,并無行政職權,更無資源調配能力,僅擁有約2100名員工。此外,我國很多地方的疾控系統被嚴重忽視或邊緣化,有些地方將疾控部門并入衛健委的其他處室。有數據顯示,2018年中國公共衛生領域的財政支出僅占GDP的1.7% ,而發達國家的占比都在10% 以上。

人們可以明顯地感受到,從“非典”疫情之后,公共衛生和預防醫學很少集中進入社會的視線。與此同時,公共衛生和疾病防控的專業也未得到應有的重視。在專業學科上,預防醫學專業無論是學術平臺還是教育資源,都遠遠排在基礎醫學、臨床醫學、口腔、藥學等熱門專業之后。在職業發展上,公共衛生和預防醫學專業的畢業生絕大多數流向疾病預防控制中心、衛生監督中心、出入境檢驗檢疫局、食品藥品監督局等部門,而真正在醫院參與臨床工作的則少之又少,這就導致傳染病防治人才的嚴重缺失。僅從疾病防控中心的職能定位與相關專業的發展現狀這一個方面,我們就可以看到傳染病風險前置防控問題的嚴峻性。

這次武漢疫情在很大程度上給我國的疾病防控又一次敲響了警鐘。鑒于傳染病危害的特殊性與嚴重危害性,國家對傳染病風險的預防一定要有前置防控思維,并對以下問題給予高度重視:提高國家疾控中心的權職定位與專業力量;重新考慮建立專業、及時、高效和透明的傳染病信息上報通道;在技術創新的同時,重視疾病預防的制度創新和預案設計;重視公共衛生、預防醫學等學科的發展和人才培養;加強臨床實踐與傳染病學理的結合;發揮保險制度、產品和機構在應對傳染病風險方面的作用等。

第三、警惕已經顯現的基層治理能力鴻溝與區域斷層

毫無疑問,我國已經進入信息高速流動,知識深度融合的后工業化信息時代,這一時代特征給國家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提出了與時俱進的客觀要求。

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用短短幾十年的時間就完成了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變。近十幾年來,伴隨著互聯網等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我國也已經進入了信息化社會的初級階段。然而,在這樣一個新型的社會形態下,我國的基層治理理念與思維方式嚴重滯后,有的甚至仍停留在傳統的工業社會,甚至小農經濟社會時代。

在傳統的農業社會,人們以家庭為單位,依靠宗族禮教和階級地位開展社會治理;在工業時代,人類社會生產出現了專業化分工,專業知識與社會經驗成為人們開展社會治理的重要依據。由于這一時期各專業間的分化程度依然很高,分散式治理特征明顯且行之有效;而伴隨著信息時代和后工業時代的到來,各部門專業的快速融合,信息的高速流動,知識的高度分享,使得依靠單一知識和傳統經驗的治理模式變得難以為續。更為重要的是,隨著信息立體傳播效率的提升,工業時代層層上報的縱向決策機制明顯滯后。國家治理模式急需遵照時代特征與治理工具的改進,轉換思路;完全依靠基層、或者地方政府主要官員個人決策能力的治理模式,顯然已經無法支撐現代社會的高速運轉,決策主體多元化的治理機制亟待形成。

此次抗疫過程中表現出的社會治理問題,非常值得人們反思。疫情初期,當地政府確實存在著許多處理不力的情況,造成了嚴重的醫療擠兌,大量病人無法收治,導致湖北,特別是武漢的病死率大大高于全國其他地區。這一方面與當地醫療資源有限和新型病毒的未知性有關;另一方面也能看出,現有的地方決策機制難以支撐疫情風險的處置。

與政府單一決策相比,社會力量可提供更多真實有效的決策資料和多視角的疫情評估,這對疫情的早期決策至關重要;重大風險事件發生以后,社會力量參與救助,也可以大大提高效率。從國際經驗來看,發達國家在爆發重大災難時,本地的社會力量,如專業救援隊,教會、人道組織,紅十字會等NGO組織都會在第一時間趕赴現場參與救治,很多專業機構,如保險公司等,同樣會在第一時間到達現場,對災禍做出客觀專業的評估,并協助政府部門進行決策、快速處理危機。此次疫情爆發以后,在中央和各地政府的統一部署下,全國各地2萬多醫護人員緊急馳援武漢;許多企業和個人則自發地捐款捐物;許多志愿者冒著被感染的風險,為醫護人員和被隔離者提供食品物品;專業機構如保險公司向在一線參與疫情防控人員累計捐贈總額達11.58萬億元的保險保障。但不得不說,社會組織力量參與的程度遠遠不夠。不僅如此,湖北省紅十字會“因工作失誤導致捐贈信息發布不準確表示歉意”的公開道歉,在顯示出本最應當具有專業能力的機構組織是多么的“非專業”之外,也暴露出我國社會組織制度建設的明顯缺陷。

多元社會力量的參與和協助,將增加政府決策的專業性與科學性。而長期以來,我國基層治理重視政治和等級,輕視科學和規律,這種治理思維,已成為實現現代化治理要求的能力鴻溝和障礙。缺少專業知識和技術支撐的權力如果“任性施展”,必將對社會產生嚴重的后果。

與治理能力鴻溝“并行”的另一個問題,是中央與地方,城市與農村,內陸地區與東南沿海地區在認知水平、治理思路乃至方法工具上的差距與斷層。當杭州采用紅綠黃不同等級的健康碼標識人群時,很多地方基層還在用大量時間填報信息表格;當大數據已可以清晰反應人員流動和出行狀況時,有的地方廣播通知并入戶調查來訪情況……。誠然,這種國家數字化治理系統的普及需要一個過程,但如此大的差距鴻溝實在令人不安;而更讓人擔憂的是,很多地方對治理能力現代化緊迫性要求的漠視與輕視。

2013年召開的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新冠肺炎這一風險事件,在給人們的生命和健康帶來了極大威脅的同時,也通過一個個活生生的案例和暴露出來的大量問題,讓我們對國家治理體系和能力現代化的這一問題的重要性有了深刻的感受。

因此,進一步完善我國的制度建設,促進基層治理思路的轉變,快速形成多元化的基層治理結構,積極運用現代的信息技術和治理工具,提高國家治理體系和能力的現代化,增強我國應對重大危機沖擊的能力,是我們有效應對未來不確定風險事件發生的重要前提條件。

第四、新媒體時代下社會公眾的媒介素養亟待提高

伴隨著通信技術的普及,人們獲得信息的方式與發聲渠道已十分便捷。高效的信息傳播,使人們可以及時了解疫情的變化,獲悉相關知識,這無疑對疫情的預防產生了積極的作用;通信技術的進步給人們的居家隔離提供了便利,視頻會議、網絡慕課等形式,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疫情對人們工作學習的影響。不能不說,“有情的互聯網”給予了我們戰勝“無情疫情”的基礎保障與極大動力。

然而,我們也不得不承認,與2003年“非典”時期相比,此次新冠病毒肺炎的防疫著實“熱鬧”不少,很多烏龍事件和鬧劇接二連三地發生,讓人暈頭轉向,云里霧里,也讓人們更加深刻地體會到新媒體時代下公眾輿論的威力,疫情輿論戰場的激烈程度絕不亞于疫情的防控第一線。

沒有人不會感受到,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的每一天都充斥著大量形形色色的信息,攪擾著人們的神經,煽動著人們的情緒。人們說,疫情是一面照妖鏡,的確如此。我們看到了,這個社會確實存在著惟恐天下不亂的造謠者和“聽風便做雨”的跟風者。前者可憎,給社會平添事端,擾亂真相;后者可怕,讓謠言以訛傳訛,三人成虎。此次疫情期間,專家和官方的辟謠平臺成為新媒體時代下的全新產物,從中可以看出“謠言”對社會恐慌情緒火上加油的效應、看到公眾在“無所適從”中的無奈;看到“辟謠”對防疫研究所帶來的巨大精力擠占。

作為每一位生活在新媒體時代的信息接收者來說,保持清醒的頭腦,對信息做出獨立的思考判斷,是應當具備的基本素養。很多謠言與騙局,稍加常識推理,就會不攻自破。對于嚴重的人身攻擊和重大顛覆性事件,在無客觀證據的情況下,更需格外冷靜,減少情緒用事,冷靜分析對待,而且,越是在緊急時刻越須如此。

應當說,言論自由與信息公開透明是一個社會進步最重要的標志之一,但與此同時,這個社會也必須做到:政府積極營造公開透明的輿論環境,讓人們能講真話,敢講真話,群眾也要為自己的言論負責,造謠者受到懲戒,正義得到伸張和維護,這才是一個陽光、公正、透明的新媒體社會應有的形態。

從信息傳播的角度來說,此次疫情暴露的另一個重要問題是需要為社會公眾建立可用、可靠的信息上報渠道。李文亮醫生的事件,牽動著每一個國人的心,值得深刻反思。對于疫情等公共突發事件,一線專業人員應具有可靠有效的多元通報渠道,在不存在惡意禍亂意圖的情況下,“預警人”應得到法律保護。

二、謹防疫情引發的“扭曲思維”

災難過后的反思是重要的,但如果反思的“思維”和“視角”不對,由此所得出的經驗教訓也將大相徑庭,對未來經濟社會的繼續前行也將產生“南轅北轍”的后果。

首先,不能因“舉國體制”的優勢而改變市場化改革的方向。

此次疫情,我們通過“舉國體制”的制度優勢,在短時間內調集了全國200多支醫療隊、近三萬醫護人員集結湖北;19個省市對口支援湖北各縣市;“雷神山”“火神山”以及15座方艙醫院在十幾天的時間建成投用;各地社區組織防疫,十幾億人令行禁止;接近七百億資金用于防疫。如此驚人的高效組織行動力,得到了國際社會的褒獎。

而其實,不僅這一次,在歷次的自然災難事件發生以后,包括“98大洪災”、汶川大地震、2008年南方冰災等,中國“舉國體制”的優勢都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毫無疑問,“舉國體制”可以有效地應對自然或人為災難,但我們也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作為一種依靠行政命令的資源配置方式,“舉國體制”雖然在特殊時期具有高效率,但這種效率的發揮應當是基于固定的條件和特有的目標的。鑒于此,我們第一,不愿意看到“舉國體制”的保護傘被輕易打開,更不愿看到“舉國體制”因為“人為的失誤”而被迫啟動;第二,我們也絕不能因為中國有“舉國體制”,有全國統籌資源的非凡能力,而喪失憂患意識和危機意識,忽略對風險前置防控的重視。

更需要強調指出的是,面對各種大災大難,“舉國體制”的使用無可厚非,但我們必須謹防其被“強化”和“常態化”。“市場應當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這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根據中國改革開放幾十年的經驗教訓所得出的一個重要結論。而實踐表明,始于1992年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雖已初步建立,但遠未完善。如果因此次疫情所體現出來的“舉國體制”的優勢,而改變市場化改革的方向,降低改革的力度,那將是另一種災難。

其次,不能因“國有制”的優勢而阻礙民營經濟的發展,影響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進程。

可以看到,在此次“抗擊疫情”的戰役中,國有制主體發揮了絕對的主導作用:公立醫院、國有企業、軍隊武警成為抗疫的核心力量,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于是,社會和網絡上就有一種聲音說,發揮舉國體制的優勢,說到底就是發揮公有經濟的優勢,在抗擊重大疫情面前,這一優勢是私有經濟或民營經濟無法比擬的。

應當說,國有企業和公共部門在其發展中,享受了國家給予的許多政策優惠和市場空間,因此,在國難之時,承擔核心責任責無旁貸、理所當然。但實際上,在此次疫情爆發之后,許多民營部門和其他社會力量也并非“等閑之輩”,它們積極參與捐款捐物,為抗擊疫情作出了很大貢獻。雖然不排除個別機構“袖手旁觀”,但我們絕不應當“以偏概全”。同時我們也還要注意到,在此次疫情中,有許多民營企業和專業人士有能力、有意愿,但缺乏有效的組織調配,缺少統一的援助渠道,導致其作用沒能得到有效發揮,但這恰恰也從一個側面說明,我們之前對包括民營、私營企業在內的社會力量參與社會治理,沒有給予應有的重視。

我國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進行所有制結構改革,強調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更是強調提出,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其目的就是希望把非公有資本引入國家經濟內部,提高活力和競爭力,讓非公有制經濟成為我國市場經濟的一支強大生力軍。而事實和實踐也證明,給予其必要的環境和條件,中小企業等非國有制經濟是可以在關鍵時刻有效發揮作用的。

我們要警惕疫情過后,因進一步重視加強國有經濟的力量而形成對民營經濟和私人企業的擠壓,削弱多年來“混合所有制”改革所創造和積累的成效。堅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方向,進一步為中小企業等民營經濟的恢復、發展創造積極的條件,應是“疫情”之后經濟發展中的題中應有之義。

再次,“問責機制”應以促進治理能力現代化為標準。

此次疫情是對基層政府官員的一次無演習的“真實大考”。我們看到,在同樣的疫情防控目標下,有些地區不惜一切代價,限制一切自由自主,甚至拿出“運動式”的勁頭實施鐵腕防治。例如,隨著疫情的逐漸回落,許多有條件的地區生產企業嘗試復工,但前段時期,大多數基層政府仍采取嚴防死守的態度,企業復工需要經過層層審批,有的地區一張復工申請需要轉簽八個部門之多;而有的地區,客觀分析疫情程度,把握關鍵節點,分區分級精細化防控,力求將疫情帶來的損失降到最低。這些不同的防治措施,讓各地官員的治理能力高下立判。除業務能力外,這些敢做敢為的政府官員更表現出一種擔當,膽魄與務實精神。

長期以來,中國的行政體制在政策的落實監督上,多以結果為考核指標,進行上下級考核。這種以結果為導向的問責機制,容易造成“層層加碼”“寧左勿右”,成為誘發基層政府“一刀切”式管理的直接原因。不得不說,“層層加碼”“寧左勿右”的態度和做法有“懶政怠政”的因素,但從某種意義上來講,也未必不是一些官員因對問責機制的忌憚和行政壓力的恐慌所采取的一種“自保”。這次“疫情”發生以后,有些地方的官員由于擔心新冠確診病例的增加而被“追責”,而對復工依然疑慮重重,裹足不前,就是一個例證。

“在其位,謀其政”,為官就必須勤政為民,夙夜在公。對失職瀆職的官員問責不僅是必須的,而且是正義的。但在“問責機制”的設計上,是否應當更加科學、合理?是否應當增加對履責過程和創新性因素的考核,而不是僅將結果作為唯一判據。對于那些敢作為、會作為的干部,以及那些怕擔責、亂作為的干部,組織部門要給予認真甄別并給予獎懲,以鼓勵干部在處理棘手的突發事件時,既有原則性,又有靈活性;既敢于科學決策、又能夠承擔責任,進而以更科學合理的“問責機制”,倒逼官員治理能力的提高,促進社會治理體系現代化的完善。

最后,“緊急防控”不可違背公民社會的法制化要求。

伴隨著新冠疫情的發生,各級政府、基層社區、街道、村鎮迅速成為防控疫情的重要陣地。舉國聯防聯控的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疫情的迅速蔓延,絕大多數人們也非常配合國家政策。這次疫情,整體上來說,展示了中國人民的高度紀律性。然而,在聯防聯控的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令人匪夷所思的偏頗做法。如有的地方給密切接觸者家門安裝鐵欄鎖鏈;有的地方隨意斷道攔橋,私設關卡;有的地方扣留防疫物資;更有甚者,有的疫情防控人員到村民家中暴力施政。可以說,這些簡單粗暴的防控行為,完全喪失了法治的底線,嚴重侵害了群眾的合法權益。雖然這并不是普遍現象,但不能不引起人們的高度警惕。

法治社會強調法律是治理國家和維持社會運行的基本規則,其不僅要求公民依法辦事,更要求政治權力和社會制度也應受到法律的制約,按照明確的法律秩序運行。國家權力的運行有沒有納入法律設定的軌道,是對法治社會進行判別的重要標志。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明確提出,依法治國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和重要保障,是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然要求,事關我們黨執政興國,事關人民幸福安康,事關黨和國家長治久安。即便在“緊急防控”期間,也要注意依法依規施政,防止出現極端防治行為所造成的對公民權利的踐踏。在未來有關應對疫情等公共事件,需要進一步強調施政原則,甚至可以考慮依法列出負面清單,以杜絕地方的“層層加碼”和“矯枉過正”。

結語

從2003年的“非典”到今年的“新冠”,我國在傳染病防控方面一直在不斷發展和逐步完善,此次中國面對“疫情”所采取的積極措施,也得到了世界衛生組織等國際機構的高度肯定。但與此同時,這次疫情所暴露出來的問題也值得我們認真反思:基層胡亂作為的現象仍時有發生;社會治理能力的缺口與區域差異已經顯現;多元治理機制尚未形成;新媒體時代的社會媒介素養明顯不足,全民的科學素養、人文素質以及真理、謬誤的分辨能力亟待提高;疾病風險前置防控,信息有效匯報,自下而上的部門聯動協調等方面與國際水平仍有不小差距;國家治理體系和能力現代化的建設仍任重道遠。

再有預見性的人,恐怕也難以預測到,口罩和消毒液成為庚子鼠年春節最溫暖、實惠的節日禮物。不過,大自然的春天已經來臨,相信人們心中的那個春天不久也會如約而至。風險發生的不確定性,過去是,現在是,將來也必然是伴隨人類社會前行的“主基調 ”。但如果我們有確定性的風險管理意識,確定性的風險防范措施,確定性的現代化治理體系、確定性的優秀治理能力、確定性的高水平國民素質,那么,當不可避免的風險事件發生以后,我們一定能借助確定性的“舉國體制”的優勢,更好地應對不確定性事件的發生,由此大大降低風險,特別是這種傳染性病毒對人類生命健康的巨大威脅,對經濟生活的巨大沖擊、對國際社會關系的巨大影響。

抗擊“新冠疫情”是新中國建國以來的一場非常戰役。毋庸置疑,我們終將在這場戰役中取得勝利,但在未來,如何以最小的經濟擾動,最審慎的措施,防控包括傳染病在內的各類重大風險,將是此次疫情留給我們需要認真填寫的一份答卷,我們,準備好了嗎?

作者簡介

孫祁祥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北京大學博雅特聘教授,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首席專家。

兼任北京大學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學中國保險與社會保障研究中心主任。近期主要研究領域:商保、社保、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主持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國家發改委等部委和國際著名機構委托的科研課題30余項。

獲得“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北京市高等教育教學成果一等獎”等20多項科研、教學獎;榮獲“北京大學最受學生愛戴的十佳教師”“北京大學十佳導師”“北京市教學名師”“中國經濟女性年度人物”“全國三八紅旗手標兵”等榮譽稱號。

岳鴻飛

經濟學博士,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博士后。

參與國家自然基金重點項目等多項國家和省部級課題,在《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上海經濟研究》《財經科學》《環境與可持續發展》等國內外期刊發表學術論文十余篇。主要研究領域包括產業與區域發展、PPP理論與應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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